数年前，企业家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会有一场信用危机的到来，时间应该是在2022年以后。”今天来看，这个预言似乎快要成真了。

新冠病毒期间，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曾接受媒体采访，他在采访中说：“我们会有一场信用危机来，应该是在2022年以后，其实这次没有疫情，我们也很危机；这不是我们现在做的，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是中国人，而且做生意做到我这个份上的时候，算是精英一族的成员，有责任也有义务，面对这些问题，自己怎么想办法克服解决。”

曹德旺口中的信用危机，指的是什么？

信用本质上既是契约精神，也是借贷问题。而曹德旺口中的“信用危机”，实质上是金融危机，是借贷危机，反映到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看，金融危机又促成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普遍性地缺乏契约精神。

这种危机的演变，是自上而下的，当一个社会债务越来越多的时候，便不再那么重视契约，于是信任便出现了问题。

宏观上来看，我们面临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财富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加剧，贫富之间生活在日益分离的世界中。

在过去，人们可以专心致富，一门心思想着应该如何发财；但随着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老龄化趋势加速，个体致富变得越来越困难，从社会的层面来看，整个社会的契约精神，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第一个面临考验的社会契约精神，就是结婚生子。

在过去，结婚生子就从来不是家事，而是一个社会道德规范认可的东西，不管是传宗接代还是留香火养儿防老，结婚生子都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一件事。

但随着经济放缓和债务的蔓延，传统观念的束缚，已经难以约束今天这一代年轻人结婚生子。

从数据来看，也能够体现这一点。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六年前的一半，而且还在继续下降，短短六年时间，出生人口下降一半，社会的信用危机正在形成，生儿育女其实就是对未来的信任，当这种个体的预期变得不再那么乐观的时候，人们就会倾向于推迟结婚育女。

信用是比货币更值钱的东西，它是一个经济体货币实际购买力背后的体现价值，如果我们要想减缓信用危机，我们就必须要调整其社会契约，做更多的工作来为非富裕群体提供更多工作机会、负担能力和经济保障。

但今天，随着高杠杆时代的边际效益递减，每年的固定资产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之下，债务压力越来越大之际，倒逼企业和个人选择违约。

我们的企业在2007年的负债率大概是80%，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翻到了160%；居民负债率则从2008年的12%上升到了2021年的62%。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来看，国内30-40岁群体的家庭中住房贷款总额是家庭年收入的11倍，但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中贷款总额是年收入的32倍。

在房地产上涨的日子里，尽管债务居高不下，但考虑到房子增值保值，家庭财富总体还是可观的；但随着房价的下跌，债务却不变，家庭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2019年法拍房数量仅为50万套，到了2021年，仅仅三年时间，这个数字翻了三倍，达到了160万套。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增长的话，我们很难说，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出现曹德旺所说的“信用危机”。

信用危机，是家庭信用开始破产；是企业信用开始破产；更是地方信用开始破产。

最近金融圈的瓜也很多，据说某银行的员工又曝光了该银行的管理问题，随着金融圈的降薪、裁员开始愈演愈烈，未来不排除有很多人选择“狗急跳墙”，在网上曝光金融公司乃至银行的问题。

我们的救市方法很实在，2008年的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去救市的时候，各地配套资金加码，可能有一两百万亿都不止，扩大我们的内需，内需去哪里了？

内需去了房地产上面。

大量的民间财富用于买房，掏空了几个钱包，但这还不止，还要背负三十年的房贷，现在住房养老金一出来，所有人都慌了，自己还没有养老，反倒先要给房子养老。

不管这笔公共账户的钱从哪里，最好的答案都不是从别人那里来，自己的房子，住房养老金当然只能自己出，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住房养老金不会增加个人负担，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的房地产，这几年你可以想象一下盖多少东西。

“从2009年到2019年GDP产出是750万亿，但是每年的报表都有一个说明是，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百分之五十几，那些GDP里面的固定资产投资，隐患的起码400万亿，再加上历史的旧的固定资产，少说五六百万亿，我们2019年产出才九十几万亿，产出只占投入的百分之十几，于是我想，我们会有一场信用危机来，应该是在2022年以后。”

上面这句话，就是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原话。

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失衡，这就意味着高杠杆高借贷换来的GDP实际产出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是低效的产出，但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

答案当然是为了绩效，为了GDP增长率。

当一切都是为了GDP的时候，每年只管投入只管高杠杆，至于剩下的债务谁来还？答案是交给下一代人。

出来借的，一定是要还的。

从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时间，每年的固定资产投入都居高不下，GDP是上来了，但固定投入带来的回报呢？

可能还还不起债务的利息。

仅仅是地方债务，隐性的显性的加起来足足高达百万亿，按照今天全国地方收入来计算，真的是只能勉强还个利息。

理论上讲，我们贷款也好，还是4万亿刺激经济也好，重资产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GDP，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就业，更重要的我们虽然大力投入了重资产，但资产就在那里，不会走、不会跑，也不会掉。

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重资产的投入，可以拉动经济、带动就业；资产的利用率还可以帮助我们推动经济增长，这几乎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但问题在于，过去的重资产投入为什么没有带来今天的产出？

从数据来看，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其中有45%都投向了公路、铁路、机场和城乡电网。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机场、铁路、城乡电网包括地铁等大型基建设施，因为是民生的需要，很多项目至今其实都是亏损的状态。

重资产的投入，其中有一半都投入了基建水电，但由于这些项目是民生项目，许多到今天依然没有盈利。

反过来，钱投入了基建，自然留给民生、留给增加居民收入的资源就变少了。

结果变成了，大量的钱变成了钢筋水泥建筑，带来的边际效益不足，但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依然缓慢，连带着消费增长动力不足，依然难以拉动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来看，我国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极低收入人口有5.6亿人；月收入在1000-2000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有3.1亿人；月收入在2000-5000的中等收入者有3.8亿人。

这些人加起来，就是12.5亿，在我国14亿人口中，包括老人小孩在内，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就高达12.5亿人。

投资去了基建，大量的普通人月入不足5000，这也就导致，基建上面的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是远远不足的。

居民可支配收入低，房价高、连带着地方高杠杆开动基建，共同造就了今天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信用危机时代。

2017-2020年这四年内，银行已经处置了8.8万亿不良贷款，这其中就包括房贷，这四年的数字超过前十二年的总和。

信用问题本质上就是债务问题，从数据来看，个人债务和企业债务都已经不小，经济刺激所带来的重资产投入，也没有转化为长期的利润，投入产出比之低，也说明了无效投资太多。

今年7月我国信贷数据创下历史新低，这意味着没人愿意继续向银行借贷了，在老的债务没有偿还，盈利遥遥无期之下，企业的借贷意愿也变得空前低迷。

债务的三层风险，从局面、企业到地方，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曹德旺所说的信用危机会在2022年以后到来，并非是妄言。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窗口上，企业造假甚至是一些事业单位造假的事件越来越多，连带着被银行执行人的“老赖”数量也开始增长。

当分蛋糕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难的时候，主动站出来揭露分蛋糕内幕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但问题在于，分蛋糕这件事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内幕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一旦利益纠纷开始失衡，未来主动曝光或被动曝光的人，自然也就越聚越多。

一个开始到达临界点的泡泡，隐隐有越吹越容易破的可能性。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