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清楚的，民营经济当然太重要了。

５０％的ＧＤＰ，６０％的税收占比，７５％的科技创新，８５％的就业支持，９５％的市场注册主体；这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支持它，还是反对它，那是左派与右派，左棍与右棍的各自宣泄的事。政策完全清楚，必须支持，不是选择。

反对民营就是反对中国经济，不是什么爱国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毁国主义。

政策当然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新出台的《意见》，又提出了民营经济要“发展壮大，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延长了民营经济的生命周期。

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民营经济还是缺少一种从理论到法律的长期性保证。

中国对民营经济既没有立法保证，也没有理论支持，《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就不难理解，五年前吴小平为什么会提出一个民营经济离场论，即民营经济是公有经济的补位，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可以逐渐离场了。

民营经济怎么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看看近十年的经济格局就清楚了，改革开放初期，国企因十年的风风雨雨，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国企远远不能支撑住城市青年的就业，那时上岗，多是儿子顶替父亲，一个萝卜一个坑，于是，大批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了，《人世间》开篇描写的正是当年的那一幕，我那时的同班同学，除了一个身体有残畸的外，一个不留，全部上山下乡了。说明，在那个时代，国企的确难以支持整个民生，特别是城市青年的就业。

近十年又是什么情况，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国企也真正发展壮大了起来。

在过去的十年里，国企在经济总量中的权重快速提升，总资产以年均１５％，远超ＧＤＰ的增速在扩张，目前已经是民企总资产的两倍；不仅如此，国企以国家资本的姿态，实行”一业一企，一企一业“全行业的垄断，传统的供销社也漫布天下，大食堂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而全企业模式也开始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存在价值变得模糊了，离场论很可能只是述说了一个事实，。

与国企的壮大反向，民间投资在过去的十年中，以两位数快速下滑，从高峰期全国投资占比的近７０％，一路滑到了４０％多，并出现了负增长。

也许是一个巧合，也许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在同一个时期，中国的ＧＤＰ增速也一路向下，从年均增长两位数，一路保９，保８、保７、保６、保５，２０２２年落到了３％。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意见》出台了。

这几年，宣传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重建民营经济的信心。

客观地说，政策的表态是明确的，几乎民营经济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提了出来，从资金支持、市场准入、同等的市场地位、长期拖欠款的问题，还成立了民营经济的专管局；新的关于民营经济的立法也在酝酿中，但是，就奇了怪了，民营经济还是没脾气。曾经的商界大佬们，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小微企业，也不存在什么信心不信心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一个竞争环境，入了商场，就要愿赌服输；有没有信心，都要坚定地干下去，真正需要的，是长期性的投资。

谈长期，这就有了一个理论与现实的悖论。

现实说，民营要发展壮大，理论却不提供这种支持。

当然，这是中国问题，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完全没有这种问题，正如米塞斯所言，一个市场的繁荣，取决于资本的密度；市场缺劳动力吗，中国与印度尤其不缺，但劳动定义不了市场繁荣，非洲不缺少劳动力，贫穷是因为缺少对资本的吸引力。中国与印度都是人口大国，但人均ＧＤＰ水平，远远低于美国，至少差了五十年。

既然是中国问题，就只能以中国的方式去解决。

改革开放四十年，邓公实际上是把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搁置了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钱什么主义也不好使，先把经济发展起来再说，但是，如果回顾历史，看舆论上的反反复复，又不能不说，民营的命运是一个历史的轮回。

如果民营经济真的可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那么，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就必须有一个清理，理论界不能再无所作为。既然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轮回，简单的口号，已经不足以重建民营的信心，没有真诚，何言信心？

这已经不单纯是经济的问题了，涉及到如何定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究竟往何处去，是坚守目前的多元经济体制，还是回到前三十年，重返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

一方面经济还需要民营的补位，另一方面民营在理论上又不具有长期性，在这种扭曲的关系中，民营还能走多久？

能不能走的更好？

还能书写出一个中国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