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在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时，我们都采取发债、上项目，通过扩大投资和产能来拉动经济增长。”2月25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国经中心第182期“经济每月谈”会议上如此说道。

王一鸣认为，未来要通过消费引导投资，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向更加注重“人”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具体来看，他建议，财政政策还需要加大力度，在此基础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惠民生、促消费，来增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从而实质性提高居民收入。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高也指出，在整个实体经济融资率敏感缺失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才是稳增长的关键抓手，货币政策核心应提升社会融资增速，将金融市场积压流动性导入实体经济。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张宇贤同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宏观金融分析》2024年第四季度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还可以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等来释放消费潜力，比如，进一步放松汽车限购等，短期内就可以见效，而且也受消费者欢迎。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认为，汇率稳定是重振内需的重要战略举措，此前央行明确稳定汇率的政策导向，对稳定国内资产价格、提振消费意义重大。

2月25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和经验——光华思想力研讨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华生回顾中国在增量渐进改革思路下的经验、实践后指出，身份经济也即个人是以户籍分类还是以居住分类，将是中国经济继续改革的门槛和挑战之一。他认为，政府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将对促进内需真正起到大作用。

王一鸣指出，推进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中央财政可以适当予以补助，甚至可以设立奖励机制，以此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户籍制度改革之外，深入推进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同样是学者建言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方面。

徐高建议，可以通过国有资本向社保基金划转形式，推动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增加分红。据其团队测算，如果将10万亿元非金融国有资本权益划入社保基金，按当前市场估值，可以增加超过20万亿元社保基金管理资产规模。按照社保基金成立至今超过7%的投资回报率，新增资产每年大概能够创造1.5万亿元收益。徐高认为，如果将这一部分收益分配给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群体，每年可以增加这一群体收入超过20%，从而带动全社会超过1万亿元消费。